小说要解决的，或者说小说里的人物要解决的，无非也就是“来路”和“去向”（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有解决）。来路不正，去向不明，都是很尴尬的事情。《纵身》是追溯来路的小说，当初晨循着来路捋清并谅解这一家子的卑微时，他就放下了，与其在想象中虚设父亲纵身一跃，不如说是他从自身的魔窟里纵身逃脱了。

追溯自己的写作经历，大概一开始所写的文体便是散文，所写最多的也是故乡的人和事。坦率地说，我没有很好地坚持自己一开始就走的那条路，即便是很多朋友至今依然认可我的是散文而不是小说和诗歌。散文无疑是最接地气的文体，我热衷的好散文一直是切入点较小，起笔较低的，所写乃俗世红尘，而又有对俗世红尘的超脱。我的故乡很小，两三道梁，一条沟，几十户人家。在地理位置上，我不愿意放大我的故乡，我不愿意说我如今生活的县城是故乡。我对于城市，一直是空降的、漂浮的。但故乡再也回不去了，即便回去，它的变化之大，让人倍感陌生，对于寻找故乡的人来说，一切都在消失，追寻的脚步赶不上物事灭绝的速度，“村烟”、“池塘”、“寒鸦”已随滑轮车远去，“故乡依然很远，像一只走失的草鞋……”

这篇文章写于两年前，写作过程中流下许多泪。所有过往的酸楚都在胸中翻滚，它们左冲右突，企图蹦到我的稿纸上。我被一股强烈的感情裹挟着，拖着我的笔不停奔驰，一页一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我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写完以后被莫名的幸福席卷了。我想，我在文章里完成了一种托付，往事都有了位置，我可以轻装而去了。

过去的十几年，我一直尝试用写小说的方式讲述故事，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表达我对人世的看法。但是当我意识到写作已经无法使我达到理想中的境界的时候，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必须改变讲故事的方式。电影成为了一种选择。我把自己归零，在人生四十出头的时候，再一次重新出发。电影《离歌》拍完获奖后，我获得的关注是十年前我的努力的总和。特别是一些对文学漠不关心的朋友，转而关注我的创作。这使我真切的感受到，电影对普通人的影响力。运用影像讲述故事，传递感情和思想，显然有巨大的优势。电影《离歌》有很多不足之处，但里面记录了我在四十岁后再次出发的过程，我把它整理出来和更多人分享，我不敢说它一定能给志同道合的朋友借鉴，但至少我由此获得某种心灵上的满足。从这一点我意识到，我本质上是一个俗人，我其实一直努力地争取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和鼓励，这是我前行的动力之一。认识到这一点，我反而更坦然了。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现在的人们都不再需要童话，一些原本敦实的褒义的事物，在不知不觉间变得脆弱不堪，人们冷眼旁观着一些事物的扭曲变形而归咎与时代的改变，我是想做一个旁观的人，通过简单的现实寓言来说一点点人们都心知肚明但是彼此都秘而不宣的事情，在成人的世界也总是会发生一些看起来荒谬但是又合理的事情，在我故事里的人，有的俯首看地，有的抬头看天，正如《谈判》中男人暧昧不清的笑容，我和他一样，我们可能知道了什么，那么我们也有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小说我写了有些年头，写得数量不多，发表得更少。即便发出来，读者反响也几乎没有，我只好就当自娱自乐了。比如中篇小说《北京爷们儿》，偶尔重读一次，我自己觉得还算说得过去。一个北京普通的爷们儿，素来对妻子忍辱负重，多大的委屈都能吃，但在与妻子和她情人出轨的情感混战中，他却不惜一切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恪守做人底线，捍卫人格尊严，这应该是社会共有的价值观，别说是《北京爷们儿》，哪儿的爷们儿都一样。

这是一篇写于2017年的小散文。当时只是作为日记来写的，许多情境基本符合事实。但是由于笔者惯于小说的笔法，所以哪怕是复刻现实的写作，行文之中也有了小说味。无怪乎评论里有读者将之视作小说。如今回首去年夏天之事，也是颇为感慨。那时正把我从事了五年的教职工作给辞了，人生忽然有种飘忽之感。我不知道从讲台上走下来后，还能走向哪里。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凭着读过几本书，就想混迹于世，似乎是很“堂吉诃德”的幻想。于是，这样一种心境便自然而然地投射到了东堡山庄的朋友相聚之中。

说起这小集里的四篇散文，都是年初时的事了，那时的日子挺无聊，自游思也颇多，其实可以写诗的，但我一直都奇怪的是，为什么会最终写出了一个细碎的散文集？某一日，与一人说话，我突然才明白，散文内容多自于生活的散杂闲事，他只是说了:我试了一次，无聊写散文结果很有效。

《王壮壮与梁小鹅》的构思始于两年前，整个故事的框架、时间跨度很大，但却是由主角王壮壮一个个的记忆片段以及身为作者“我”的视角阐述，所以写起来需要注意的“BUG”蛮多的。故事中，王壮壮显然更“出世”，梁小鹅更“入世”，两种思维逻辑碰撞出的火花还是很有趣的。非常感谢爱花城平台给我这次机会，让更多人看到这篇故事，也祝愿爱花城越办越好！

我是一个笨拙的写作者，痴迷写作的极大部分原因，是因写作是可以不断练习、不断精进的事情，像一种修行，抵达某个阶段，从而见心见性。但写作这几篇小说之时，我尚且还只是凭着直觉，凭着一腔孤勇在书写，这三篇小说，无一例外，都取材自真实的生活。我像个嗜血的小兽，舔舐真切生活中的痛，把与这世界碰撞中产生的生命思索，对女性宿命的诘问写出来，仅此简单。或许那时情感细腻且喷薄，文字里便也渗透了摄人的光。至今日，对小说的看法在改变，故事的猎取方式在改变，不会再那样粗暴地去展开一个故事，但《女王之舞》的时期，因竭尽了青春的精血和盲问，跌宕挥泻，也无可替代。

春节回乡，听闻儿时伙伴正在建一小屋养老。原因一是原老房已破旧得不能住人；二是年介半百，已成光棍无疑，该考虑百年归老问题。此君早年条件较好，对婚姻有点自持，谁知时势变化，农民进城，乡村空泛，诸多习俗随之改变，农村联姻求偶方式也随之变化。在农村与城市间、传统与现代间辗转磨合的过程中，农村男性更容易成为大龄青年，最后成为光棍。随着光棍或者说大龄剩男增多，基层政府也觉察到这问题。于是，村里考虑规划建光棍屋群居养老，让光棍们聚居在一起，互助养老。可是，由于与村干部不合，同伴竟被拒绝于群居之外，不得已只能自建小屋。这是人性的悲哀，是农村持强凌弱、欺善怕恶等一系列恶习的结果。所以，人性改造无有穷期。我写此篇，只是提醒人们，在改革大潮下，农村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留守儿童和老人，还有很多值得思考。

二十岁的时候，我是棱角分明的好学生，她是城市边缘的怪女孩，我斗志昂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她说梦太重了不妨摔碎了看，我想成为悲天悯人的作家，她想成为我。她消失的那个下午，我在黑灯瞎火的上海写下了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