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来说，看电影是一种消遣，一种社交，一种暧昧的开始，一段甜蜜的延续……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工业，确实千万百计在寻找着大众心灵的缝隙，塞给你一个梦，让你得到想象性的疗愈。然而，电影也是一门艺术，也有很多钻石般的心灵在电影中打开心灵的纵深。《黯燃之光——电影的文化分析》面对的大部分是伟大电影，试图通过影像分析打开基耶斯洛夫斯基、李安、贾樟柯等伟大心灵的密码，当然，也通过诸如“旅行”等线索去触摸影像叙事背后的文化症候。

故事发生在一座虚构的南方城市——鸟城，鸟城有自己独特的规则，比如“在鸟城，如果一对互不相干的青年男女在不同场合偶遇两次，他们大概已经坐在了床沿上。”饮食男女，风花雪月，都市群像，职场争斗，又不仅仅如此，人物精神世界的纵深也是作者的追求。 张潮是电视台的一名雇员，行走于大街小巷，见多识广，敏感多情，与新女友在一起的时候总想着前一个。他在两个不同的场合邂逅了苏云，相爱同居。苏云情史丰富的过去让他压抑不安。新闻系实习生王姝的到来让他找到某种安慰。他与王姝的关系暧昧不明，诸多细节表现出感情的多维而复杂，而非单一确定的关系。 读者定位是年轻人，像张潮那样不满于现状，不甘于平庸，敢爱敢恨的年轻人，当然还有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和老不正经的高龄人士。期望达到的效果是每位读者都能在小说中看到自己，得到某种感同身受的代入感。

这个世界时刻逼视着我们，瞬息万变的时代逼视着我们。而我的脑袋，我的双手一直没工夫空着。我在忙碌着什么？我在等待着什么？我的肢体在舞蹈，我的思想在舞蹈。而场景一直在转换。情景的，戏剧的，是诗歌，也是人生。 而这一切，都会转瞬即逝。 除了记录，除了抓拍，除了收藏，我还能做什么？充满变数的人生，出其不意的生命，谁会知道，下一刻，又将会发生什么新情况新变化？ 《变奏》的诞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直到今天为止，我的《变奏》系列诗，已经写了200多首。尽管它们并没有明显的内在联系，“系列诗”这样的命名显得有些松散，但在我的世界里，它是连贯的，整体的。每一首“变奏”，都是世界瞟给我的一个眼神，暗示我抓拍下的某个瞬间。而诗歌中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是我瞟给读者的眼神，如果读者能够意会，那当然最好，我愿意和他（她）一同探索这个世界。如果读者无法意会，甚至误读，那也没有关系。多解性，多层性，空间感，是我诗写的追求。我想这也是一首好诗最基本的魔力。解构、重建、呈现、反观汉语字词，让它们在我“私有”的节奏中闪现、裂变、碰撞、组合，甚至相互质疑和瓦解，最终被我的思想铆定，它便独成一个个性的世界。 《变奏》给了我一个巨大的空间。我要的诗歌形式，我要的生命乐音，都可以任我创造。但我很清楚，高于语言并不是诗歌的最高境界，诗歌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它的提示性和对主流文化的负载，它应该更新意义和镜像本身。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说透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当我携带着音乐的魔布与诗歌相遇，便再也无法将它们二者分离开来。诗意在乐声中汹涌而来，每一次“变奏”， 盘旋的音节在灵魂深处轻轻荡漾。生命里的咏叹调，可以是行板，可以是蓝调，可以是回旋曲，而那些经由生活淘洗过的词，闪烁着音阶中完美的光芒。 我仍会继续“变奏”下去。人生，何尝不是由每个变奏的瞬间组成？ 而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新刘罗锅断案传奇》，是我的一部倾心之作，称得上十年磨一剑。最初写的是电视剧本，2002年与某国家级电视剧制作单位签约，因非剧本的原因，未能进入拍摄。合同到期后我将剧本收回，重新进行修改，并将部分内容发到网上。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居然引起小小的轰动，不少人在网上留言询问何处能看到此剧。使我信心大增，鉴于电视剧生产较难，决定改写为小说。 《新刘罗锅断案传奇》是一部全新的悬疑公案小说，只是借刘罗锅之壳，无论内容还是创作手法、故事结构、语言艺术、人物塑造等，都是全新的，与旧的传统小说《刘公案》没有任何关系。 不论什么题材什么样式的的小说，首要的、也是基本的，是要写好人物和编好故事，二者是成败的关键，也是我孜孜以求和努力实践的。 人物必须有特点，有个性，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书中的刘罗锅，既不同于包公一脸的“阶级斗争”，似不食人间烟火，让人望而生畏；又不同于狄仁杰故作深沉，装模作样，慢条斯理地推理解析；也不与《刘公案》中的刘罗锅雷同。此刘罗锅有此刘罗锅的特点、个性。他不仅疾恶如仇，敢斗贪官强梁，聪颖睿智，思辩敏锐，幽默诙谐，善于奇思妙想；常有意想不到的鬼点子、奇招、怪招、嘎招。比如，在破一桩陈年骗婚杀人案时，居然通过与案犯“交朋友”饮酒的方式，把案犯逼进死胡同，不得不招出实情。刘罗锅这招饮酒破奇案，堪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相媲美了。再比如，他用请客人“吃饺子”的方法，把表面是人背后是鬼的贪官污吏，揭了个体无完肤，狼狈不堪，当众出丑。类似奇妙情节，书中比比皆是，使刘罗锅的形象鲜明生动的兀立在读者面前。 悬疑破案类的小说，故事必须曲折生动，疑窦重重，才能吸引读者看下去。关键是设置好悬念，让读者为主人公的命运担心、揪心。还要善于揭示悬念，也就是抖好包袱，不能太急，也不能太慢；不能过于直截了当，也不能拖泥带水，冗长拖沓。必须把握住火候，如剥茧抽丝，既要吊足读者的胃口，又不能太拖沓。比如，《私密处的刺青》中，刘罗锅赴任途中官印被劫，青龙、白虎两幅图案的神秘出现，不仅关乎到主人公的命运，而且扑朔迷离，吸引读者非看下去不可。整个故事由悬念组成，一个接一个，一波未落，一波又起，跌宕起伏，层出不穷。发挥悬疑小说的最大“魔力”，紧紧抓住读者，使其欲罢不能。 红花还要绿叶配，配角的设置也非常重要，配角设置得当，刻画成功，不但能对主人公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还可使作品内容充实，色彩丰富，增强可看性。 书中除主人公刘罗锅外，还着力刻画了：忠义侠客欧阳无尘，由必欲除掉刘罗锅，到成为刘罗锅的忠实保镖和助手的曲折心理路程；太监的女儿梁凤鸾，太监而有女儿已属匪夷所思，而且还与刘罗锅有一段爱情纠葛，更加出人意料；还有桀骜不训的尊贵皇妹宁福公主，武功奇绝，行踪诡秘，神龙见首不见尾，独具特色。等等，都为本书增色不少。

美国小说家多克特罗说，小说家可以比历史学家干得更好。也就是说，写作应有这样的使命，驾驭世界，表达世界，并与历史的折叠对称。好的小说必在承载人生，承载时代与历史细节，承载百年时空与世界哲思。读之，如挺立大平原之上眺望，令人心茫茫。 我喜欢那样的小说，将生存的细节和时代的惊魂熔铸于字行之中。我写小说的目的，是保存一代人的记忆。每一个时代都在走向最终的虚无，每一个人都在走向单个的人。《江城里十七号》讲述汉口六十年代的爱情故事，文字的陈述是一个孤单者的心灵之旅。简言之，一曲承载世情、追寻失落的天堂和失落的女人的挽歌。

我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很久以来，一直想把一些事情记录下来。而我不想做简单的叙述，文章应该能称之为作品。它应该有生活，有细节，有人性。所以我想还原某个生活场景，还原某种心理活动。受眼界所限，时常眼高手低，以至于我看得见想写的东西，可是不是都能写的出。但我坚信，应该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散文集《野兰沟的秋天》中大多数文章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就的，我希冀能够将过去的事情重新展示，同时能勾起大家一些共同的记忆，以期怀念过去，展望未来。

文学与时代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文学与人生也是一个剥离不了的课题。 两年前，一个初春的晚上，我到朋友家中海阔天空，朋友的妻子打开了她小学同学聚会的相册让我们看，有一张照片让我心头一颤，似乎意识到了人生的出发不是在读完中学、大学，面向社会才开始，而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已经鸣枪了！ 那张相片是她小学的一个男同学，一个纯粹的农民，双手插在两腿之间怯懦地独自地坐着，带着自卑与不安。 这照片触发我要写一篇同学聚会的小说。向朋友的妻子询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几天后，我便将我的思考放进了这篇小说里。当然了，马进山不是我朋友妻子的那个同学，我将他加工了，聚会的地点也不是一般的酒店了，我把它放进了五星级的酒店，有意识地把原型改造，把故事放大，让小说趣味起来。 但这小说还是忠实地带着我对人生的思索，对时代的思考的。 当然了，读者们也在这小说里读到了他们对人生，对时代的思索与思考，这点，在他们的各自的评论中可以看了出来。 我想，文学的美好就在于它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与思考，奔这一点，我们的文学创作就会有着一种乐此不疲的高兴。自然地，创作者们，也就不会轻易地停下他们手中的笔了。

《性泥集》上:多借用“自己”的人性，及糅形了古意古境，插入神话事物为幅辅，主要成诗是去年的炎热暑假。 《性泥集》下:同是借用“自己”的人性，代入当代现下的元素，升华，质变而字句成；与《性泥集》上是同胞兄弟。

在写这部乡土爱情小说《十里桃花》之前，我已经在乡村呆了20年。所以，李麦子可能是我的姐妹，可能是我的亲人，也可能是我的邻居。 在我的思维习惯里，乡村就是一个庞大的迷宫，有人在里面迷失，比如煤矿经理大顺子；也有人在里面找到灵魂的归宿，比如李麦子。 乡村寡妇李麦子一波三折的爱情，被一座叫做“十里桃花”的果园牵引，这座在秋天成熟的果园里寄托着她全部的希望和爱。作为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女人，她在生活的强大压力下，不畏强权。为了生存，她始终坚守人生的价值取向和传统美德，这些，始终是我最想表达的重点。 果园里发生的美好或丑陋的故事，也是乡村这个大舞台上上演的一部部社会百态话剧。只有桃花，在我的思维里高贵美丽，它意寓着李麦子这个乡村女人渴望幸福的美好愿望，也折射出女主角的传统美德和人性光辉。 秋天的味道、曲折的爱情、骚动的欲望……从乡土味里走来的《十里桃花》，用乡土小说的叙事，讲述现代寓言。作品要表达的也是我的美好愿望：用虚构的手法在小说里寻找精神家园的重建，关注现代乡村、农民的思维逻辑和价值取向。当然，我的创作初衷，就是想将小说写成一部具有纯正精神指向和浪漫内涵的作品。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写作需要什么样的理由”？从来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这也使得我有足够的资格去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一名理科生，大学和研究生所学都是工科，迄今能拿得出手的头衔也不过是小小一介工程师。我在同一家单位的同一栋楼里上班近五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叫不全我的姓名，每一次呼唤里被忽略掉的那部分汉字都让我愤愤不平。而我，只能在每一次签到和经办人处狠狠地下笔，我是因此憋了一股子劲。 我以为我那股劲憋得够大，大到可以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一提笔就长篇大论。2016年12月16日的那次尝试证明，我的肺活量依然没能突破2007年的那个夏天，我的天南地北和东拼西凑，不过是区区749字，距体裁不限字数有限的高考作文尚有51字的距离，因此我又加了三个字，放在右上，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了头重脚轻。我这才意识到，那三个字，不再是我，而是作者。 此时的“有时日记”，不过是一个充斥着浓浓劝退味的张三李四，直到我鬼使神差般喊出了一句自相矛盾的口号：“有时日记，天天有时！”可以说，是“天天”让“日记”名副其实，反倒是“有时”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让我一度动了拿掉的念头。 真正让“有时”留下来的是开年2017的那篇日记：“这一年，去做一个有时的人。越是舒适的地方，越是该起的地方。食有时，眠有时，朝暮有时。耳有时，目有时，口舌有时。活泼轻快，动静有时。勇猛精进，如救头燃，做要做的事，天天有时！” 天天都要有时，那《有时》就成了天天的作业，这也是我将第100篇日记取名《作业》的原因。100是一个容易让人知足常乐的数字，我写完《作业》便足足歇了10天，我生平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了自己的匮乏、狭隘与虚伪，我决心将日记从天天重新写回有时，为此我不得不去打扰终南山里的清静。 我原本打算以一篇后记来收尾，后来我又想，小说写后记，那是提醒读者早点从戏里走出，日记写后记，难道是要催促你我逃离生活？因此，我将收尾的《日记夜记》“作为后记，也作为序”。 《有时日记》打印出来，就成了稿件，从此陆续开始了各大城市的颠沛流离，并一一杳无音讯，直到前几天以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爱花城平台与大家见面，《有时日记》才真正变成了一本书的名字。 当我今天在这里以一个作家的名义夸夸其谈创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成为一个作家，也极有可能永远成为不了一个作家，我正儿八经且被祝福着的身份是作者。是作者二字的加持让我不敢懈怠，风还吹着，草还动着，星星还闪烁着，那我的每一次写作就不能止在后记，还要有序！ 写作需要什么样的理由？作者就是最好的理由。

这个故事几乎是在凌晨完成的。 20万字快到的时候，我突然很难过。那些陪伴快三年的人儿，陆陆续续都要告一段落，我一度没有办法抽身而出，有过一段停滞期。 停滞到好像被所有人放弃了。 然后我的好朋友胡小咩跟我说，故事总会结束的，你经历的时光才是真的。 唐果、林玲代表着被命运眷顾着的那一类人，而张建民、俞敏才是绝大多数，然而到故事的最后，没有绝对的幸运，也没有相对的差距，都这样不甘又自然而然地，融入平凡的人海里。 也许，经历的时光才是真的。 而我，在三年的书写里，也看到了十六岁的那个柔软、天真又满腔孤勇的自己。

比起平淡的生活，人爱看传奇，因为它满足着人的猎奇心理，寄托着人美好的自比想象；然而生活以其长度和密度分解、稀释着传奇，让我们以为只剩下琐屑；其实，每个人都是传奇，喜怒哀乐成文章，茶米油盐是艺术。烛幽索隐，每一个琐屑都是人性人情，每一个人都活在别人的口舌中，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